王荆公再罢政翻译（王荆公再罢政注释分享）
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是受到后世高度肯定的文章高手。然而就他的文学观念而言，王安石似乎对文章写得漂亮并不措意，他在《上人书》中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，不必适用；诚使适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适用为本，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。不适用，非所以为器也，不为之容，其亦若是乎？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，勿先之，其可也。”
王安石认为文章写得漂亮，只是对社会服务的一种补充，并不能成为文章的主体，也正因为他的这段话，而被袁行霈认为：“可见虽然王安石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，但他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。”（《中国文学史》）袁先生同时指出王安石的文风也有其缺点，那就是过分注重逻辑说服力，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。
笔直站立的王安石
从其他的历史记录来看，王安石也确实讨厌漂亮的文采，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十四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东坡中制科，王荆公问吕申公：‘见苏轼制策否?’申公称之。荆公曰：‘全类战国文章，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。”
苏轼考中进士后，王安石问吕公著是否看到了苏轼的考卷，公著大赞此卷写得漂亮，王闻此很不以为然地说：不过就是战国时人写的那种漂亮文章，如果我是主考官，肯定把他刷下去。如此说来，王安石不喜欢这种文章的华而不实，他更看重的是言之有物。
其实王安石更看重自己经世致用的所作所为，他当年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也正印证了这一点。宋神宗咸宁二年，王安石当上了参知政事，虽然他还不是宰相，但已经开始实施新政，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支持，故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体，为此也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坚决抵抗。
王安石撰《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诗文集》一百卷，明万历四十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，书牌
王安石撰《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诗文集》一百卷，明万历四十年王凤翔光启堂刻本，卷首
针对王安石实施的新政，司马光给其写了封《与王介甫书》，这封信有三千字之长，提出了五大弊端。而王安石的回信却仅有司马光篇幅的十分之一，总计380字，此信名为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其中一个著名的段落为：“盖儒者所重，尤在于名实。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”王安石在此信中以其言简意赅的回答方式，利落干脆地一一反驳司马光所提出的五大弊端，即此可以看出王安石特有的文风。
关于司马光的观点，苏轼在《司马温公行状》中有如下的描述：
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则在官。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见武帝不明耳。至其末年，盗贼蜂起，几至于乱。若武帝不悔祸，昭帝不变法，则汉几亡。
细品司马光所言，确有其理，他认为社会上能够产生的财富就这么多，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，官府拿走的多，老百姓手里就会少，而王安石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。而后司马光举出了官逼民反的例子，以此来说明对百姓盘剥太重，会让天下大乱。针对司马光的这么一大段论述，王安石只用了九个字就予以了反驳——“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”，且不论其所言是否有道理，但这种回答方式确实是铿锵有力。
虽然王安石号称自己不在意优美诗歌的创作，但人都有多面性。按照历史资料记载，其实他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的功夫，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关于“绿”字的推敲，《容斋随笔》卷八中有如下记载：“王荆公绝句云：‘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’吴中士人家藏其草，初云‘又到江南岸’，圈去‘到’字，注曰不好，改为‘过’，复圈去而改为‘入’，旋改为‘满’，凡如是十许字，始定为‘绿’。”看来手稿传世也真是有利有弊。
后人得到了王安石的一篇诗稿，发现他一直在仔细地推敲诗句中的某一个字眼，原诗中最初所写为“春风又到江南岸”，但王感觉这个“到”字不佳，于是改为了“过”字，而后还是觉得不妥，又改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