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桃花运”
下霜了。公园里老韩头一边采摘着他种的豆角，一边嘀嘀咕咕：豆角都冻咧！扁豆，土话叫“老婆子耳”，当地人多不喜欢吃，有一股土腥味儿。打拳的“九桐园”，四周的江西蜡、百朵菊大多蔫头耷脑，只有朴楞母子高举着深黄花朵，像扑了一层粉，张扬着最后的热烈与辉煌。
打完拳，我就寻寻觅觅起来，毕竟还有些晚开的花儿，采回去插入花瓶也作“供菊”模样，比活活冻死好吧。一会儿，就采了一大把，用草茎缠上，悠哉游哉回家。一只蛋黄色有几颗灰点的蝴蝶追了过来，我忙将花举起来，放慢了脚步。它竟然跟了我二三十米远。“相逢不用忙归去，明日黄花蝶也愁”——好像是苏东坡的。便把这点小情调写进了“说说”。一位朋友跟了一评：“采花？蝴蝶追？哈哈，桃花运要来矣！”
第二天凌晨三点，痛醒了：胃。一点前兆没有，而且终于坚持不住，下午住进了医院。
唉，如此桃花运，不来也罢！
治病乎？添病乎？
去年春天胃痉挛住过医院。打了两支解痉的针剂，四个小时内就止住了。依样画葫芦，跟医生反复申明。打了三支解痉的针，最后不行又打了一针“强痛定”，那里输液也是管胃的药。只是疼痛不止，反而更烈。我顾不得本来就稀薄的绅士风度，一边做着仰卧起坐，一边大汗淋漓。偶尔也轻轻地叹口气——聊作呻吟，因为我极反对呻吟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医生说，再用就只能是杜冷丁了。奶奶的！四十小时过去了，疼痛没得缓解。我依然做着仰卧起坐——实在躺不下啊。跟陪床的大女儿说：那些受了酷刑也不招供的烈士，了不起啊，不是凡人！我想，我也许只配当叛徒——我真受不了这疼了。大女儿没言语，她知道老爸抗疼痛的能力。又想，也罢！烈士有着强烈的信仰情结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不当叛徒？如果我也有烈士那样崇高的信仰和献身精神……不行，还是太疼。太疼时你就不会思想了。
消化科的、腹外科的医生会诊来了，这是第二天下午的事。比较统一的意见：胆结石形成的胆囊炎是主要的，胃炎是次要的。除了治胃炎的一般性药物，加上了青霉素，只输了120万单位，不疼了。
呜呼噫嘻！
同病房的两位病友，都是六十多岁的女士，又都患有肺炎。我的床在紧北面把着门。三位病人至少每人一位陪床的家人，探视的亲友、换液的护士，差不多走马灯样地在我床前来往。门开门关，像一把大蒲扇，忽忽地免费给我降温。南面临窗的那位病友，因肺炎很重，加上天气阴冷，窗子是不肯开一点儿开一会儿的。我出去方便回来，一开门，一团湿热的很味儿的空气便拥上来。入院第三天，下午输液，竟然哆嗦起来。“秦人不暇自哀”，以为天气原因，第二天晚上临睡前，又哆嗦得牙齿打架，且右肋痛，全面开花，这挑一下、那挑一下的锐痛，直不起腰来。大外孙搀着我去河边转转，腿沉得抬不起来，肋痛得佝偻着。赶紧回医院，管医生去要止痛药。医生说，哎呀你不能再用止痛药，你的胃还没好！意思是让我坚持。不过这回却有了“创新思维”：明天去拍个胸片。晚上不那么哆嗦了，用自家的温度计一量，三十八度五。大骂自己老糊涂：两天来冷得磕牙，哪里是冷，分明是发高烧嘛！
第二天胸片：右下肺炎。
由胃炎，而胆囊炎，又染上了肺炎。只差一炎就成了“大庆精神”了：“三老四炎（严）”。
换床！毫不妥协！换到了双人间，虽然冷些，那个病友是小伙子，病是高血压。重要的是，我想开多长时间的窗就开多长，空气不恶浊了。
去了胃炎、胆囊炎，添了肺炎，2-2=1，不亦乐乎？
发呆
在病榻上看书，应当是很美的事，前提是不那么痛。我带去了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戈医生》和法国的莫里亚克的《苔蕾丝•德斯盖鲁》。前者曾读了一半，索性从头读起，后者只是先粗粗地浏览。为了不太过份地疲劳我的火眼金睛，就放下书本发呆。不敢睡觉，太冷，也怕晚上睡不好。
发呆，是我生命经常的存在方式。为什么发呆？不为什么。发什么呆？我要是知道，就不会发呆了。发呆时会想到什么？什么也不会想，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念头纷至沓来。那不会理一理思绪？不会，任它铁蹄践踏，不想理。想理就不会发呆。
窗外，灰白色的门诊楼在深灰色的天空下挺着发呆，我在病床上“玉体横陈”地挺着发呆。
细想，发呆也许因为无聊。年轻时，有时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一页稿纸，用钢笔或快或慢随便地画，就画一个乱线团，最后有的看不出线条来，黑蓝一片。那时就什么也不想，其实就是发呆，就是无聊。人在无聊时，会发呆地盯着一件毫不起眼的物事，有时会津津有味起来，估计这时的发呆就多出点情趣了。比如那屋顶上的管灯，它安斜了，据我的目测，估计南北两端差三毫米。比如那只苍蝇，它飞得很慢，估计冻得浑身不那么灵活——和我现在一样。但它老亲近我，亲吻我：或脸颊或鼻子甚至于嘴唇。不知那位朋友会得出什么结论，是桃花运还是华盖运呢？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它其实并非很爱我，它只是喜欢我身体的热量。别的部位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只有脸颊露着，它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说到底，它还是冻的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苍蝇和人一样想暖暖和和地自由自在地活着。至于一蝇拍下来，它也去见上帝了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，我旁边的病室就抬走了一位：那是上帝的蝇拍拍的吧？“不论我活着，或者我死去，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。”旧版的牛虻如是说。想说快乐不容易！
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瓶液，一秒左右，就有个气泡像开了一朵小花，使它阴沉的透明多了几分生动。最耐看的是管子中间的那个小瓶子，那里面的液体向下滴着，永不停歇。我想宫廷中过去用于计时的沙漏，铁定地不如它准确——液体更光滑流动性更强呀。有时，我就恶作剧地把护士调好的速度打乱，看它们的节奏。慢时，它从上面的塑料小管滴下来，一沉，又往回缩一下，然后才矜持而又义无反顾地跳下来，像情人的眼泪。不是有句词么：“眼角眉梢都似恨，热泪欲零还住。”就是这味道。好像是毛主席的词里的。有时把它调得快起来，那药液滴得如同急雨，不，比急雨多了一个“乱”字。悬在头顶的大瓶子里也会翻起一团团的花朵。就会想起苏老夫子的诗：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”，就是这情境。
发呆时，人的本性、童真才会完整地回归吧？
生存还是灭亡，这是一个问题
入院的第二天，一位脑血栓患者从二楼的病房，挪到了五楼，从窗子跳下去摔死了。去做心肝胆胃肾彩超时，看到医院大门口，一边一只巨大的花圈，一个女孩跪在那里烧冥纸。那里集聚着好多人。她的妻子哭天抢地，旁边有几位亲属。听说最后她妻子也被送到急救室抢救去了。
傍晚，死者的尸体被抬到门诊楼的台阶西面，医患之间正不可开交，警察来了，一切都平静了。我想，按照新的《治安法》，他们可以逮捕人。是的，死者家属的行为防碍了公共场所秩序。
病房里，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着。“这就是想讹医院一头子。”这是一个观点；“你是自杀，讹谁也白搭。”更进一步：“反正医院得掏点钱，人死在你医院咧。”稍稍相反一点。然而，像一条扁担：前头挑着生命，后头挑着金钱。扁担在医院，在警察甚至在政府肩上。
然而我有彻骨的悲哀。
是的，他是自杀，他活够了。然而，他想以死讹医院的赔偿，怕是过了。因为拿生命去换钱，虽然是金钱万能的时代，也显得离谱。人们可以想想，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一个家庭的顶梁柱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生命（有人说五十岁），突然失去了生命的自由和恣肆，他心里的哀痛是怎样的？选择死，是那么容易的么？他拖着已经不听使唤了的腿脚，蹒跚着从二楼挪到五楼，这是怎样的抉择？
我五十岁得心梗后，竟有几年心理极不平衡，觉得老天待我不公。我甚至不相信医院的诊断和治疗，偷偷到外面的医院做心电图。即使我理性地承认了心梗这个事实，我仍从感性上排斥它，我不服从它，甚至想到以死相拼。然而，一念之间，我妥协了，我臣服了，我依附了，然后我就活到了现在。那么他呢？他觉得他已经成为了家庭的沉重的负担而不是支柱，他不会万念俱灰？他不爱他的妻女？他不爱就不会选择死。死，并不困难，困难的是那灵与肉的搏击和抉择！
人不能选择生，但人可以选择死，包括死亡的方式。也许，这是人唯一的尊严和自由。
我想到在北京阜外医院作支架再梗的介入治疗。决定手术的时间是六月十四日。我一下子想到了“六一四”“路要死”。这似乎十分可笑，然而在生命接受着“生存还是死灭，这是个问题”的煎熬时，你，还笑得出来么？你能不极度敏感么？因此，我就有了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和无奈。在手术室，开始他们是用汉语会话，后来就变成英语了。我就敏感地觉得，问题一定要严重许多。还想到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，幸亏不是五月十四号手术，不然就是“吾要死”了。这些念头都是很庄严地在脑子里回旋的，不是调侃——你没有到“生存还是死灭”，你怎么会体味到那种心情？“子非我，”安知我心？子非跳楼者，安知跳楼者所悲所思？
阜外医院病房楼前有几株高大的杨树，树上有只喜鹊窝。每天早上，太阳还没出来，我就趴在八楼的窗台，等候喜鹊一家离巢。先是喜鹊爸爸，一下子飞到对面的门诊楼顶檐上，一边梳理一边咋乎：“起来，快起来，日头晒屁股啦！”喜鹊妈妈跳到巢的上边树杈上，慢慢地梳洗打扮，一边轻轻地呼唤她的宝贝起床。小喜鹊总是慢腾腾地爬出来。这时喜鹊爸爸叫了一声：“先走啦！”然后喜鹊妈妈一边呼唤着儿子，一边飞起来，于是一家三口就不知所踪了。不到傍晚，它们是不会回来的。早上看到它们，就有一天的喜悦：“抬头见喜”啊！脆弱、敏感到了迷信的程度，还不就是一生一死么？
“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！”跳下去的那位病友是条汉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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